前段时间，“有钱任性”的浙江，给创业失败的大学生提供10万政府代偿，一度引发坊间热议。

　　多个省份相继公布2021年人口数据，浙江去年的人口增量，达到了72万人，而第一经济强省、第一人口大省广东，2021年常住人口增加60万人。

　　2020年9月，上海出台新政，北大、清华之外，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校的应届毕业生，均可直接落户。

　　上海是最早一批建立积分落户的都市。在上海，只要你居住稳定，并且办理了《上海居住证》，就可以进入积分落户的流程。

　　但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上海加速了人口引进的步伐。将原来的人才引进分类，从11类扩充到了18类之外，还拉开了“郊区抢人大战”的帷幕。

　　2021年，松江、嘉定、奉贤、青浦、南汇这五大新城的重点产业从业者和特定人才，“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

　　紧接着，政策再宽松，上海本地应届研究生，可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直接落户。

　　南京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与上海错赛道竞争。“不唯‘帽子’，不唯学历”，单独推出了人才举荐机制，将高校教授、校长、企业家、研究所的负责人等列为评审委员会委员。

　　对于涉及人数更广的非户籍人口落户，南京较之上海降低了门槛，100积分即可以满足落户。

　　2021年9月，南京将之前落户需要缴纳的社保年限，从原来的不少于 24 个月，调整为不少于 12 个月。

　　全面放宽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城镇地区落户限制，对持有上述四区居住证、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人员，即可办理落户。

　　苏州的积分政策异常细致，规定了生活各个方面的附加积分项：住房面积、各级表彰、献血、儿童接种疫苗等都纳入其中，尤其是“社会贡献”的积分项，将从事艰苦劳动行业（如当保安、护理、环卫等）、民办教师、殡仪行业、公交车司机等职业，纳入到高附加分项。

　　相对于其他长三角城市，苏州落户的特点是积分项繁多，各项积分累计，市区（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565分达标，张家港市、常熟市和太仓市450分达标。

　　在苏州市参加城镇职工社保并缴纳保费每满1个月加5分，即是在鼓励更多在苏实际就业的人口落户。

　　2020年，苏州调整政策，新增了“先落户，再就业”的落户内容，本科生可以直接落户。

　　2020年修订版的《无锡市户籍准入登记规定》自当年12月8日起正式实施，规定全面取消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技术工人等群体的落户限制，向学历型、技能型人才敞开落户大门。

　　即使你没有在无锡买房，租房一族，只要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满2年，就可落户。

　　对于热点三线城市而言，取消购房面积限制、仅靠租房就能落户，无锡打响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

　　为了做强县域，无锡更是直接取消了江阴、宜兴的落户限制，只要有稳定居所或者工作，就能拿到本地户口。

　　早在2016年，无锡推出“太湖人才计划”，给人才提供住房、资金、就学、就医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支持。

　　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乡土人才计划”，鼓励毕业生和技术人员在无锡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产业，并且鼓励会计、律师、人资、知识产权等行业的从业者落户。

　　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这几个长三角排头兵来看，近两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率先打响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突围战，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全力推动非户籍落户，力度空前。

　　“要全面落实放开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对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和建制镇，要不折不扣地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为非户籍人口及其随迁人员办理落户，不得额外增加条件。”

　　浙江也在同年9月，就非户籍人口的落户，提出了“进一步拓宽落户通道”的要求。

　　“全面放开县（县级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控制特大城市（杭州市）人口规模，对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实行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杭州、苏州这一类的特大城市，官方表述从五年前的“严格控制人口规模”逐渐过渡到了“合理控制人口规模”。

　　“合理控制”这样的表述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代表着都市发展观念也正在变革。

　　纵观长三角几个排头兵的落户政策，存在明显的共性，代表着长三角城市群普遍的人口接纳态度：

　　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鼓励农村人口城市化，已经全面放开300万以下人口市镇的落户。

　　在人才引进方面，长三角各城市一改不切实际地设置高门槛、千篇一律地瞄准“高精尖”，设置了更为细化的人才引进类别，因地制宜地制定落户办法，打破“唯学历”引进，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由于规模经济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和人才聚集，大都市具有吸纳更多资源和人口的能力。

　　从国内外都市圈的发展来看，都市圈形成初期是吸纳周边卫星城的人口，后期则开始向城市群，乃至全国吸纳人口。

　　此派认为大城市病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多所导致，主张推高城市准入门槛，控制人口迁入，严防都市人口大规模、过快扩张。

　　对于人口迁出地，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要加快建设，减少人口流出，实现均衡发展。

　　此派认为堵不如疏，应该科学规划城市发展空间，城市建设避免摊大饼，要通过优化城市配套，提高通勤效率，提升城市服务理念，同时构建城市群，优化产业结构，来化解大城市病。

　　人口向大都市圈、大都市聚集的趋势不可避免，但从户籍制度的实践来看，两派观点应该综合考量。

　　第一个阶段是改开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各城市严控人口流动，户籍与粮油、布匹绑定。

　　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到2007年，户籍与基本生活供应逐渐剥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沿海都市迁徙的潮流不可阻挡。进城务工人员从被称作“盲流”，到拥有了“农民工”的官方称谓。

　　2007年以后，各省份陆续开始取消“农业”和“非农”户口划分，取消了户籍制度对身份的区别。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户籍制度改革大步走向全面放开，首次提出了“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以北京为代表，积分政策率先在通州区试点，在这之后，积分落户成为了特大城市，尤其是非户籍人口落户长三角的标配。

　　这一时期，“农民工”的称谓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产业工人”和“新市民”。

　　“外来务工人员”这一带排外的称呼，被“非户籍人口”取代，“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成为了长三角城市落户的新标准。

　　每一个非户籍人口的到来，背后都意味着新的消费需求，能够为都市的建设提供智力。

　　“市场力量将人口和经济向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周围集聚，而政府通过行政力量配置的资源却大量被导入地理欠佳地区，二者发力相反，造成了资源的空间错配。”

　　许多内陆城市，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农村的地谁来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内陆城市也在加紧完善人才政策，留住乡愁，留住高素质人才，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提出了振兴乡村的战略。

　　打破区域壁垒，推动都市圈内证照互认和租住同权（积分落户），为长三角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拆墙”、放低门槛，人们有了更多自由来“用脚投票”，更激烈的抢人大战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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