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长三角？
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是动员举国之力，惨烈程度远超非典、汶川地震。几乎任何一个角落，都躲不开这场灾难的影响。
面临灾难时，各地的表现却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的施政方法。毕竟关系着千百万同胞的切身利益，我们一会儿被感动的热泪盈眶，一会儿又被气的咬牙切齿。
而上海自1月21号第一次强制隔离瑞虹新城确诊病例开始，动作均及时到位，比如第一时间该社区就全面消毒。
而且信息充分透明，同样的是政府领口罩被发现，上海的通报比武汉不知强多少倍，简直就是给后者提供了范文。一个时间地点人物缘由经过都有，一个含混不清等于没说。
这种对比表面反映出的是施政方法；背后折射出的，是政府的政治理念以及对待人民的态度。
在网上陆续上演“大理截流口罩、打死宠物狗”等荒唐举措时，上海人民一直保持着对政府的充分信任。
是长三角经济发达所以施政有为执政有力？可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区域的一些特质，经济才变得更加发达，政府也更加开明有为。
即官员调任这个区域后，受到当地整体氛围以及社会气质的影响，更能激发自己管理潜能、更能施展自己政治才华。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上海任职，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可能与地域优势带来的政绩也不无关系。
北京人格局大。作为六朝古都，动辄改朝换代、动辄午门斩首，北京人已经见惯了生死。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北京人的人生态度充满了豁达。
所以北京出了许多思想家、文学家，王朔、冯小刚、姜文等大院子弟就撑起了半个文化圈，甚至目前传媒、娱乐业北京也相当发达。
作为首都，各种大小衙门多如牛毛，甚至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有亲戚经常去中南海。北京对政治权力也充满着迷信与追求，对“关系”的理解会比其他地区更加深刻。
上海人讲规则。规则，是西方人发明的东西，中国人讲的是人情。在西方列强主动被动离开后，规则意识却被保留了下来——甚至青帮都得益于良好的规则。
做生意，讲规则是最高效的选择。同样是谈生意，北方人会大摆宴席，10分钟可以讲清楚的事情一定会满满的安排一天。而上海，几乎事情讲清楚了就走，即使咖啡还没喝完。
苏州人重工商。这里自古就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没有之一，在封建社会就会商户包容度很高。他们深知产业的力量，所以在资本引入上不遗余力。
据说苏州能发展起来，是上世纪末，市政府夹着公文包到上海一个一个谈来的。上海有最好的政策支持、是最大的金融中心，你们大佬重心放在那没问题，但是下游产业链能不能建在苏州？
想想部分企业在东北是如何被一层一层剥皮的，就知道苏州人对工商业有多尊重。
深圳人求务实。这是一个新兴的热土，没有地方利益集团、谁的祖上也不是地头蛇，大家拼的是眼光、拼的是行动、拼的是胆魄。
作为改革先行区，也给这个地方注入了敢于突破敢于尝试的进取精神——没写入刑法的，应该就可以干。
成都人会生活。由于交通闭塞，四川平原一直是相对独立的区域，与中央的关系最薄弱。这里永远是第一个起来造反，最后被中央收伏。
你们外面怎么样，与我何干？你们抢你们的功名利禄，我打我的麻将吃我的火锅。
这些城市的特质，深深的影响着人民的思维意识、人生发展路径甚至当地政府的执政理念。
城市就是一口染缸，不管什么样的人进来，都会被染色。这口染缸的底色，是历史发展、人文环境的产物，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有人说长三角位置得天独厚，不错，近代以来是海洋经济，沿海确实占据一定地利。但是浙江、广东以山区为主，自然资源极其匮乏，资源禀赋远不如山西、四川等地。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资源诅咒，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
正是资源的匮乏，激发了温州、义乌等地区民间的创造力，逼迫大家开始走出去、开始行工商、开始培养商业经营需要的规则意识。
城市选择又何尝不是呢？通过选择一个理想的城市，你会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人生视野，甚至是身边的资源。而奋斗，无非就是利用你的个人特质，充分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据说上海以前很排外。就这个问题，与上海本地人做过多次沟通——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地人涌入上海。这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在穿着上肯定整体不如上海人，难免衣服脏乱，甚至行为习惯也更“不拘小节”，少数人会有随地吐痰之类的不雅行为。
在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各地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甚至许多外地居民收入水平超过了上海，排外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通过穿着与行为习惯，你已经很难分清内外了。
排外肯定是不对的，地域黑也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不过经济发展水平对人群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与上面这些外在表现相比，更重要的是思维习惯。
有人说，坐飞机时经济舱的人候机都玩手机，而头等舱的人都看书。这个说法虽然也比较片面，但大体反映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时间的不同看法。
韩国电影《寄生虫》前几天一举拿下奥斯卡四项大奖，成为本届最大赢家，且创下了多项纪录。
有个场景是房子的主人一家外出野营，基宇（儿子）一家在这座房子的客厅喝酒，吃东西，把这座房子当成了自己家。然后基泽（爸爸）就谈到主人一家，说女主人虽然有钱，但很善良，很单纯。
美国人开辟大陆时疯狂屠杀印第安人，等吃饱喝足了，就开始跟我们讲普世价值。不是性格扭曲，而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开始更多的思考人文关怀。
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已经迈入发达经济体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着对大陆的心理优势。这个优势，并不只是人均收入，而是整体居民素质上。
近期，已经有大量的台湾人表示有之前的“优越感”变得自卑，这里面就有郭台铭。
甚至，人均GDP马上就被上海超过。2020年1月21日，上海公布了2019年GDP，总量超过3.8万亿人民币，人均GDP2.28万美元。
而台湾人均GDP约2.5万美元。按当下发展速度，在2022年上海人均GDP就超过台湾。
前面提到过，城市特质会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反过来影响居民特质。这点在对待疫情管制态度、自我隔离表现、对病例态度上都有明显表现。
在武汉疫情爆发后，上海在1月20日发现了首例确诊的病例，当时除北京（3例）和广东（1例）以外，全国其他省市都还没有报告疫情发生。上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大量购买口罩。上海人民自我调侃：我们怕死第一名。
而面对必须做出的社区管理时，上海人民配合度也极高，以致网上从未出现不配合的案例。上海后期出现的案例大部分是外地输入而不是内部传染，与积极的自我防护可能不无关系。
经济水平发展越高的地方，背景以及裙带关系起的作用越小，竞争相对也更加公平——只有资源充分利用、人才主观能动性被充分激发才达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水平发展越高的地方，一切资源都会更加集中——市场经济下，资源会根据支付能力合理分配，意味着更好的医疗条件，更长的人均寿命，更好的教育水平等等。
经济水平发展越高的地方，政府施政能力也会更高——更高的收入水平需要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提供了更高的监管水平。而且整个社会规则化，不透明的利益交换也更少。
我们通常将整体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根据第二尤其是第三产业比例判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这是因为GDP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外资工厂创造了大量GDP，但是收入都带走了，对提升当地发展有多大作用？
而第三产业构成比例主要是服务业，即金融、消费、娱乐等行业，是一个更能反应当地发展状况的指标。
这也是为什么苏州GDP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超过南京，但是生活水平仍低于南京的原因。这点在房价上也看得出来。
通常意义上，第一产业指的是农林牧渔等行业。其实更准确的讲，产业链最低端都是资源型行业。譬如包含山西的煤矿开采、大庆的石油开采、四川的铅锌矿开采、攀枝花的铁矿开采等等。
而这些金属单位会运输至江浙进行进一步加工，生产出各类消费品。产业链已经上升至中部。
而更高级的产业形态是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等，大部分被北京、上海等经济中心垄断。
产业链的终端是金融。各地产业经营剩余资金都将流入上海进行资本运作，以达到效益最大化。
如果想从政，或者从事资源分配类工作可以选择北京；如果想创业走上人生巅峰，上海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如果想做实业，苏锡常地区提供足够好的产业链条与工商氛围。
疫情之后，产业单一的三四线城市受到重击，尤其是回乡置业潮被清零，房地产的带动作用被严重削弱。
而政府对产业扶持投入的资金，会率先被一线城市吸收——资金投入市场就像石块投向池塘，激起的水纹一定会逐层递减。
经济发达地区在灾难中的较好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政府的施政能力也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核心因素。
疫情过后，人口会加速向长三角、珠三角流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会被进一步扩大。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25章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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