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顶层设计四处提及长三角要干这些事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简称《纲要》），明确了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扩大内需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其中四处提及长三角。
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多个领域互动融合加深，正让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得以释放，引领区域一体化新一轮发展。
交通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纲要》提出，要加强航空网络建设，加快建设国际和区域枢纽机场，积极推进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推动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提升水运综合优势，在津冀沿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推动构建世界级港口群，支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加快长江等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构建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加快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是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国内、国际定位相适应的。”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区域经济首席专家，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吴福象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重要平台和引擎，承担着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重大使命。
“当前，长三角已初步形成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内仍存在交通基础设施分布和密度上的不平衡问题。”吴福象指出，比如，苏州作为上海次中心城市，在机场规划建设上仍存在短板，“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名义上服务于苏州和无锡，但该机场仍处于无锡市辖区，距离苏州工业园区35公里，对苏州提升国际城市辨识度的作用有限，也难以满足苏州的货、客运需求。此外，长三角的港口群建设还有待进一步统筹布局和规划衔接等。
在吴福象看来，加快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不仅是要在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基础上要更新、要增量，还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交通枢纽设施的质量水平，打造智慧交通运输体系。同时，不仅要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还要构建“空路”和“水路”上的长三角，从而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立体式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的通达性，提升长三角“商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效能，为一体化的长三角扩大对内对外双向开放赋能。
“目前，长三角机场布局还不够完善，布局不合理与分工不合理并存。”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省社科院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孔令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建议争取布局更多的综合性机场，同时加快落实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规划，“如合肥新桥机场定位为航空物流枢纽机场，浦东机场和禄口机场也都有定位，但现在分工需要细化落实”。
“第三，应合理布局专用机场和通用机场。例如，合肥新桥机场已恢复与德国法兰克福航线，合肥机场今年以来承担了区域生鲜水果包括车厘子的进口到达目的地任务，目前完成良好。”孔令刚说。
自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一直着墨较多。随着一体化进程加速，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
《纲要》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协调上中下游共抓大保护，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支持经济发展优势区域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培育新增长极，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释放内需潜力和做大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手段。”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兵向《国际金融报》分析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展的重要部署之一，就是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差距。”王兵指出，当前，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少，城市功能较弱，内需释放有限，东部地区的后发地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多，大中城市多，城市功能强大。因此，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发展极，辐射带动外围地区，并通过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而非外迁，带动中西部城市发展，从而形成东中西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逐步释放内需潜力。
在孔令刚看来，区域协调从国家层面要求是构建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空间，“这方面需要做得工作很多，难度也最大”。
长三角的最大优势是开放，必须引领带动高水平开放。尤其是，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打造成长三角活跃增长极，以高水平协同开放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纲要》提出，打造高水平、宽尺度、深层次的开放高地。坚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协同推动扩大内陆开放、加快沿边开放、提升沿海开放层次。建设好各类开发开放平台和载体，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先导示范效应，打造面向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沿边开放合作门户。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开放发展奠定基础，但开放发展与区域内部的相互开放不是一个层次和层级。”孔令刚认为，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可率先做一些探索。比如，通过在长三角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等成员在数字贸易、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试验一些新做法，积累经验。
在吴福象看来，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当下最大的比较优势，在长三角率先建成区域统一大市场，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与区域协调发挥相结合，要注重发挥产业在长三角区域统一大市场构建过程的作用。”吴福象分析称，可加强长三角产业联动，打造良性产业生态。要推进江苏与上海在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基地的垂直融合发展，深化江苏与浙江产业合作和特色制造业差异化发展，充分利用江浙沪皖产业梯度优势，实现产业链紧密融合。通过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抱团，率先形成长三角区域的协调发展格局，进而对内辐射内陆地区，深化对内开放，同时利用长三角地区技术的、市场的、制度的开放优势，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还应引导长三角对口中西部地区开展产业梯度转移，重塑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格局。”王兵认为，我国东中西地区具有明显的产业梯度，东部地区有传统产业和某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转移需求，中西部地区有承接产业转移的需求。同时，中西部某些地区在“一带一路”“新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等带动下形成了一定的政策红利优势，运输网络、通信网络基本覆盖，“中欧班列”开通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速度，已经具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优势和条件。因此，中西部地区同样具有较大的内需和外需规模潜力，可以顺势承接东部地区向东南亚转移的部分产业，依托经济廊道、经济轴带、经济枢纽发展“走廊经济”“轴带经济”和“枢纽经济”，最终形成长三角带动中西部协同发展的开放和区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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